司法院繼「人民觀審制」建構之後，又推出改造「憲法法庭」的新猷；而最高法院從廢止「保密分案」的內規，到死刑案件量刑問題容許行言詞辯論，甚至考慮五人合議為一致決的慎刑決議，對人權保障的促進，增強人民對司法的信賴，呈現新的形貌與作為，均值得肯定。而本屆專業立委如尤美女、謝國棟等人為改造最高法院組織運作模式，強化其終審的角色功能，相繼提出民事及刑事「大法庭」的設計，透過法院組織法的修正，使得最高法院組織功能賦與全新的架構，期望藉助統一法律見解，消除各庭各吹一把號的亂象；而司法院為配合法官法的施行，隨後也提出包括行政「大法庭」的對應版本以為呼應，對追求司法正義者而言，值得期待。
目前甚囂塵上的幾件司法議題，均攸關罪責之有無與刑罰輕重之判斷。例如接受政府委託研究案的大學教授是否具「授權公務員」身分，其以不實發票核銷，是否應適用貪汙治罪條例處罰，未來可能有重大爭議，有待終審統一解釋。
特別是，國際人權憲章包括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及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（以下簡稱《兩公約》）之引進成為國內法，並於二○○九年十二月十日正式施行之後，有關人權保障的規範其位階高於國內法，具有特別法之效力，不論行政、司法均應直接適用；而且依《兩公約施行法》第三條規定，在適用該兩公約時，還要參照其立法意旨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之一般性意見解釋。也由於該《兩公約》的實體規範內涵過於概括抽象，一般性意見解釋又過於廣泛，將來適用上的拿捏當非易事，終審各庭法律見解的分歧可能更為嚴重，此時兩個最高法院分別設置三種「大法庭」扮演終局判決前的統一見解的角色，益形重要。
然而，筆者認為未來設置之各民事大法庭、刑事大法庭或行政大法庭為了一件個案的法律見解，勞師動眾作集體解讀或詮釋，且其效力若僅能拘束個案，甚至如謝國棟委員版的草案還有跨各大法庭的「聯合大法庭」的設計，不免有「大材小用」的侷限。如此大陣仗的布局，祇是為單一個案法律邏輯演繹，不免失之過狹。不若日本最高裁判所的「大法庭」有違憲審查權。故果能放大格局，擴張其功能，例如將重大爭議的死刑刑事案件於判決確定後，檢察總長以審判違背法令多次提起非常上訴尋求救濟而被駁回者，即直接提交「聯合大法庭」作多面向、具憲法法理層次的審查及最終的裁決，那將是決斷大是大非名符其實「大法庭」的展現。
要提醒主事者的是，司法院最近推出的「憲法法庭」賦與全新風貌，強化其釋憲與統一解釋法令的功能，讓釋憲運作法庭化及裁判化，是一件憲政大改革，確實應予喝采。不過，在二○○一年十月五日公布的大法官會議第五三○號解釋，已然宣示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，為實現「一元單軌」審判體制，應依憲法第七十七條制憲本旨，在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司改三法（包括法院組織法、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司法院組織法）的誡命，隨著歲月之增長，似乎已經被淡忘而束之高閣。對此，司法院似不以為意，而立法院也有所怠惰。
在追求建構新制之前，這種最高司法審判與最高司法行政分離違憲現象不作調整，放棄司法院本為最高審判機關，在單一屋頂架構下可以統轄各大法庭作合憲性的運作；而改採山頭林立等而下之分隸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所屬三大「大法庭」與司法院另立門戶作「憲法法庭」的設計，似乎捨本逐末，有了分身而忘了本尊，在體制上顯得有點錯亂。在此呼籲立法院、司法院在追求新猷趕工出櫃之前，允宜加以正視。
（作者為律師，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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